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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劉洪波
　　廣州林業和園林部門發佈採購公告，擬投資7400萬元，添置941個攝像頭，建設30個森林防火視頻監控系統。
　　這是新購置的部分。報道說，廣州的公園2009年添置了240多個攝像頭，2008年添置了135個，此前2006年、2003年還有一批，但沒有個數。此次添置，有些是用於更換老舊設備。
　　粗略算一下，廣州公園裡安裝的攝像頭超過1000個，但準數是多少，我們還不知。在所有公共空間中，公園和林區大概是攝像頭密度最低的場所。林業和園林部門，肯定不是裝備攝像頭的主力。公安、交管安裝的攝像頭應遠比園林部門多。
　　除了公共部門，小區物業、各類企業，也在安裝攝像頭。無論城市的開敞空間，還是公共室內場所，視頻監控已經成了標準配置。在廣州，用於公共場所監控的攝像頭有多少個，人均有多少，實在難以想象。
　　視頻圖像已經達到無所不在的程度。我們每個人大概都擁有3個以上的攝像頭，一隻在手機上，一隻在電腦上，還有一隻在照相機中，這些都是設備自然搭載的功能，無須另行裝備。專門購置一隻家用攝像頭，價格也極為低廉。個人生活處在隨時被記錄的場境，視頻的易得性與廉價性帶來了視頻的泛濫。
　　公共視頻採集，無疑是採集價格最高昂的一種。7400萬元，購置941個攝像頭和30個森林防火視頻系統，每個設備的平均價格約7萬5千元。這設備需要配備維護人員，採集到的視頻需要配備管理人員，海量的視頻信息需要有相應的技術設備去存儲和處理，這些都是另外的費用。此外，這些設備，平均壽命在5年左右，用壞了要更換，沒用壞但有了更好的設備也要更換。這樣，為了維持一隻攝像頭的正常運轉，每年的費用恐怕要達到近2萬元。城市裡有多少個公共攝像頭，總共要花費多少錢的年費用，算下來一定是令人瞠目的數字。
　　如此高昂的監控費用，是城市正常運轉必需的嗎？這是個值得思考的問題。如果它不是必需的，我們要裝備那麼多攝像頭做什麼呢？如果它是必需的，那麼可以說配置它是不浪費的，但城市是怎樣變成隨處都要有攝像頭才能正常運轉的呢？
　　攝像頭是一個“觀看者”，替代攝像頭的主人，風雨無阻地觀看，並且記錄下其視線內所發生的一切。這裡面有大量的信息是冗餘的、重覆的、無意義的。城市用巨量的“眼睛”去觀看和記錄一切，唯恐漏掉了什麼，表明瞭城市的擔憂，它需要全盤掌握所發生的一切，才會感到放心。這是城市的強大，還是城市的脆弱？也許，這是城市技術能力的強大，同時表露了城市治理心理的脆弱。因此，城市認為耗費巨資去監控一切是值得的。
　　作為一種裝備，監控攝像頭只是全部“警備力量”的小部分。監控設備不只需要有人去處理採集到的信息，還需要有人依據信息去行動。預備的行動隊是電子眼的肢体。那些異常的信息，需要由行動隊去處置。從電子眼、視頻信息，到視頻分析，再到行動處置，整體上構成了城市的保全系統或警衛機制。這一機制既包括進行公共管理的執法機器，也包括小區巡邏、企業保安等等，還有為這些人員配置的攻防器具。異動是少數情況，但為異動而“常備不懈”的力量是強大的。越來越強大的“常備力量”說明瞭什麼呢？
　　完備的視頻採集能力，已經使任何一個人的日常生活被剪輯成完整的記錄電影。如果不嫌枯燥也不嫌無聊的話，視頻體系幾乎可以用監控素材給任何一個人構建完整的視頻流水賬，幾點出門，幾點轉過街角，幾點進了哪家店鋪，幾點進了街心公園，幾點原路回家……這也意味著，你無意中已經成了透明人。人們已經相信也接受一種受監控狀態，以至於發生了任何異動，都會在第一時間要求“看視頻”。
　　城市花費了巨大的費用去拍攝一切，資料的完整性安慰了掌控心理。而在那些需要“看視頻”的情況中，視頻的出現則成為證明不留死角的監控很有必要很管用的證據。於是，我們進入了一個監控加強的循環，就像水流與堤壩的關係使得堤壩越加越高顯得合理。
　　人們不覺得監控普遍化本身也是一種危險，這個社會向來沒有過“私人”性質的憂慮，過去人們把讓人搜身視為坦蕩，現在自然也不會在意隨處電子眼的叢林，深以為它對好人無所傷害，卻是緝拿壞人的好幫手。新的風尚是，當出現了一件事情而沒有視頻時，調查似乎就完全束手無策，沒有調查結果也顯得合情合理，人們只會遺憾於監控留有死角，或者憤怒於視頻不翼而飛，大家已患上了“監控依賴症”。
　　在這種社會驅動力的作用之下，布設攝像頭，更多的攝像頭，以及為一隻攝像頭每年花上幾萬塊錢，就都是十分自然的事情，非常正當，無須論證，可以侃侃而談，一派光明磊落。成本問題、預算問題、合理性問題、必要性問題、監控密度問題等等，不會有人提出來了。
　　（作者為著名雜文家）　　（原標題：城市真的需要這麼多攝像頭嗎？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