劉洪波
  廣州林業和園林部門發佈採購公告,擬投資7400萬元,添置941個攝像頭,建設30個森林防火視頻監控系統。
  這是新購置的部分。報道說,廣州的公園2009年添置了240多個攝像頭,2008年添置了135個,此前2006年、2003年還有一批,但沒有個數。此次添置,有些是用於更換老舊設備。
  粗略算一下,廣州公園裡安裝的攝像頭超過1000個,但準數是多少,我們還不知。在所有公共空間中,公園和林區大概是攝像頭密度最低的場所。林業和園林部門,肯定不是裝備攝像頭的主力。公安、交管安裝的攝像頭應遠比園林部門多。
  除了公共部門,小區物業、各類企業,也在安裝攝像頭。無論城市的開敞空間,還是公共室內場所,視頻監控已經成了標準配置。在廣州,用於公共場所監控的攝像頭有多少個,人均有多少,實在難以想象。
  視頻圖像已經達到無所不在的程度。我們每個人大概都擁有3個以上的攝像頭,一隻在手機上,一隻在電腦上,還有一隻在照相機中,這些都是設備自然搭載的功能,無須另行裝備。專門購置一隻家用攝像頭,價格也極為低廉。個人生活處在隨時被記錄的場境,視頻的易得性與廉價性帶來了視頻的泛濫。
  公共視頻採集,無疑是採集價格最高昂的一種。7400萬元,購置941個攝像頭和30個森林防火視頻系統,每個設備的平均價格約7萬5千元。這設備需要配備維護人員,採集到的視頻需要配備管理人員,海量的視頻信息需要有相應的技術設備去存儲和處理,這些都是另外的費用。此外,這些設備,平均壽命在5年左右,用壞了要更換,沒用壞但有了更好的設備也要更換。這樣,為了維持一隻攝像頭的正常運轉,每年的費用恐怕要達到近2萬元。城市裡有多少個公共攝像頭,總共要花費多少錢的年費用,算下來一定是令人瞠目的數字。
  如此高昂的監控費用,是城市正常運轉必需的嗎?這是個值得思考的問題。如果它不是必需的,我們要裝備那麼多攝像頭做什麼呢?如果它是必需的,那麼可以說配置它是不浪費的,但城市是怎樣變成隨處都要有攝像頭才能正常運轉的呢?
  攝像頭是一個“觀看者”,替代攝像頭的主人,風雨無阻地觀看,並且記錄下其視線內所發生的一切。這裡面有大量的信息是冗餘的、重覆的、無意義的。城市用巨量的“眼睛”去觀看和記錄一切,唯恐漏掉了什麼,表明瞭城市的擔憂,它需要全盤掌握所發生的一切,才會感到放心。這是城市的強大,還是城市的脆弱?也許,這是城市技術能力的強大,同時表露了城市治理心理的脆弱。因此,城市認為耗費巨資去監控一切是值得的。
  作為一種裝備,監控攝像頭只是全部“警備力量”的小部分。監控設備不只需要有人去處理採集到的信息,還需要有人依據信息去行動。預備的行動隊是電子眼的肢体。那些異常的信息,需要由行動隊去處置。從電子眼、視頻信息,到視頻分析,再到行動處置,整體上構成了城市的保全系統或警衛機制。這一機制既包括進行公共管理的執法機器,也包括小區巡邏、企業保安等等,還有為這些人員配置的攻防器具。異動是少數情況,但為異動而“常備不懈”的力量是強大的。越來越強大的“常備力量”說明瞭什麼呢?
  完備的視頻採集能力,已經使任何一個人的日常生活被剪輯成完整的記錄電影。如果不嫌枯燥也不嫌無聊的話,視頻體系幾乎可以用監控素材給任何一個人構建完整的視頻流水賬,幾點出門,幾點轉過街角,幾點進了哪家店鋪,幾點進了街心公園,幾點原路回家……這也意味著,你無意中已經成了透明人。人們已經相信也接受一種受監控狀態,以至於發生了任何異動,都會在第一時間要求“看視頻”。
  城市花費了巨大的費用去拍攝一切,資料的完整性安慰了掌控心理。而在那些需要“看視頻”的情況中,視頻的出現則成為證明不留死角的監控很有必要很管用的證據。於是,我們進入了一個監控加強的循環,就像水流與堤壩的關係使得堤壩越加越高顯得合理。
  人們不覺得監控普遍化本身也是一種危險,這個社會向來沒有過“私人”性質的憂慮,過去人們把讓人搜身視為坦蕩,現在自然也不會在意隨處電子眼的叢林,深以為它對好人無所傷害,卻是緝拿壞人的好幫手。新的風尚是,當出現了一件事情而沒有視頻時,調查似乎就完全束手無策,沒有調查結果也顯得合情合理,人們只會遺憾於監控留有死角,或者憤怒於視頻不翼而飛,大家已患上了“監控依賴症”。
  在這種社會驅動力的作用之下,布設攝像頭,更多的攝像頭,以及為一隻攝像頭每年花上幾萬塊錢,就都是十分自然的事情,非常正當,無須論證,可以侃侃而談,一派光明磊落。成本問題、預算問題、合理性問題、必要性問題、監控密度問題等等,不會有人提出來了。
  (作者為著名雜文家)  (原標題:城市真的需要這麼多攝像頭嗎?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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